高超声速飞行器
[1-3]一般指在20~100 km临近空间以
Ma≥5速度飞行的飞行器,其革命性的速度优势正深刻重塑未来空天格局。随着各国战略投入的持续加大,该技术展现出军民两用的广阔前景:在军事领域可实现“一小时全球打击”的战略威慑
[4],在民用航天领域则有望催生高超声速客机
[5-6]与可重复使用空天飞行器
[7-10]。
然而,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工程化应用仍面临严峻挑战,尤以气动外形设计为关键瓶颈。传统外形在高速飞行时面临激波强度剧增、波阻过大导致的“升阻比屏蔽
[11]”效应问题。乘波体
[12-15]凭借其独特的激波附体特性,理论上可在高马赫数下实现优异升阻比
[16],被视为最具潜力的解决方案。但高超声速飞行涵盖
Ma=0~10+的极端宽速域工况,现有乘波体存在固有缺陷:其性能随马赫数变化呈现剧烈非线性衰减,与宽速域稳定飞行的需求形成尖锐对立。这种矛盾在工程实践中表现为两个突出难题:① 不同飞行阶段需要截然不同的最优外形;② 推进系统与气动外形难以维持高效耦合。
为此,各国学者对宽速域
[17-18]乘波体设计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,目前关于宽速域乘波体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。一是高低速飞行时均有优良的性能。例如,刘传振等
[19-22]根据密切锥方法中设计曲线与平面形状之间的设计几何关系,提出了定平面形状和双后掠乘波体概念,利用涡波提升乘波体低速性能。在此基础上,李珺等
[23]发展了基于投影法的双后掠乘波体设计方法,并分析了第1后掠角和第2后掠角的大小对高低速气动性能的影响;陈树生等
[24-25]提出了乘波体与箭形翼融合的宽速域飞行器气动布局方案,并使用基于全局/梯度优化方法对该宽速域构型的布局参数和剖面形状进行了优化,显著地提高了构型高低速气动性能。
二是在宽马赫数范围内保证优良的气动性能。构型上的串、并联设计方法是能够实现宽速域性能的一种设计方法。例如王发民等
[26-28]依据高、低速乘波布局各自气动特性,提出了两级串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布局方案,飞行器前部采用以高速乘波体(
Ma=6)、后半段采用低速乘波体(
Ma=3),采用几何拼接的方式将两个飞行器结合,风洞试验结果表明了该乘波飞行器在亚跨声速、超声速和高超声速均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。李世斌等
[29]提出了一种并联式乘波体构型,通过组合两种不同马赫数的基准流场,将两种马赫数设计点的前缘线并联组合,之后通过流线追踪技术获得并联式乘波体,并分析了该构型在宽速域范围内的气动性能,获得了气动特性随攻角来流的规律。但是,串、并联乘波体在设计中存在人为因素较多、重复性差且设计难以参数化等问题。之后,张天天等
[30]在两级并联乘波体的基础上,提出了沿展现变马赫数设计思想,在不同的马赫数流场中生成不同的流线,使乘波体在设计马赫数范围内均有部位保持乘波特性。该方法虽实现了宽速域性能的提升,却牺牲了容积。刘珍
[31]基于吻切锥理论,开展了展向变激波角乘波体的研究,通过改变每个吻切面内锥型流场的激波角生成不同的流线。该方法提升了乘波体设计状态下不同攻角条件的升阻比,但其非设计状态性能仍有待验证。孟旭飞等
[32-33]提出基于可变马赫数流场的定平面形状乘波体设计方法,发现在高超声速阶段,与容积、同样平面形状的固定马赫数乘波体相比,可变马赫数乘波体的宽速域升、阻力性能没有明显优势。